????高立鹏博士，云南罗平人，现就职于国家某部委，曾在国家级媒体任职，担任过主任、主编、总编辑等职务，并在《中国绿色时报》《中国林业》《生态文学》《中国花卉园艺》《中华儿女》等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散文、论文余篇余万字，著有《北京都市型现代花卉研究》《热带兰花》等专著。
童年三记
一
我出生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镇瓦窑村，最早的记忆都是70年代中期的事。
年1月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去世；7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去世；到了９月９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去世。
村里的大人都很沮丧，嘴里嘟哝着：“三棵大树都倒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所说的三棵大树，就是这三位中央领导人。
当然，我并不完全理解大人的话，心想：三棵大树倒了，与这些大人物，以及村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的事就清晰一些，人们把村里的公房兼学校改作临时吊唁场所，悼念毛泽东主席。
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们带上了黑纱。
这与我们村里的风俗完全不同——村里有亲人去世时，直系亲属披麻戴孝——身穿白色孝服，头裹白色孝布，腰系麻线搓成的绳子；非直系亲属穿普通衣服，头裹白色孝布。
只有毛主席去世，人们才戴黑纱，显得与这里的风俗迥异。
听说当时人们都很伤心，追悼会上哭声震天，可我只是一片懵懂和茫然。
我今天回忆起这些往事，渐渐明白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时代的开始。表面平静的气氛下，社会正在酝酿着急剧的变革，虽不易觉察，但仍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印记。当然，这些印记不甚清晰，也不甚准确。
从那一点出发，我和同龄人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我们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
从物质极端匮乏、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到物质极大丰富、结构性过剩、买方市场。从一元化、整齐划一、宁静安详到多元化、丰富多采、高速度、快节奏。
我们参与创造这个社会，同时也享受成果，付出代价。
感谢早期的那些朦胧零星的记忆，它稍稍延伸了我的人生，使我的生命有了些许深度和厚度。（年5月16日）
二
晚上，我陪女儿到钢琴城练琴。窗内，凉风习习；窗外，雨声嘀嗒。因为雨，今晚的北京格外舒适。
曲名叫《童年的回忆》，女儿弹得认真，我也听得入迷。优美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将多姿多彩、无忧无虑的童年重现我的脑海。我虽坐在雨雾包围的琴房，但心已回到遥远的乡村，回到久远的岁月。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童年，那么“快乐”是最恰当的字眼。
是的，快乐是童年的主旋律。
想起了和弟妹们一起生活的时光，那真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也是这样的一个雨天，我和弟妹们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提着小竹篮，到后山拾菌。雨季到来，山里就会长满菌子。这时候，全村的小孩子就会三五成群，上山拾菌。后山离我们家不远，确切地说，打开后院大门，我们就上了山，沿着山坡大约爬上十分钟，就到了采菌的地方，在几株杉松树下，长着一大片扫帚菌，这种菌由一个主干生发，分出数以百计的分支，看上去很像一个扫帚，因此我们习惯把它称作扫帚菌。每年的这个季节，只要下雨，我们都要到这里采菌，就像到菜园里摘菜一样普通寻常，采到的扫帚菌居然可以装满我们小小的竹篮子。除了扫帚菌外，我们也会采一些小红菌、青头菌，以及一种圆球状的马皮坡（马勃菌）。如果运气好，我们也能采到一些鸡枞——那是我们那里的百菌之王，每次采到它，全家都会为之欢呼雀跃。回到家里后，我们将大部分菌子交给家长，同时留下几个青头菌或马皮坡，放在火上烤熟，直接加盐食用，香味浓郁，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山珍。
雨淅淅沥沥地下，女儿依然专著地弹琴，她的眼睛紧紧盯着琴谱，十指在琴键上轻快地划过，那琴声就像悦耳地溪水，在女儿指间快乐地流淌。
童年是快乐的，回忆也是快乐的。想起了童年的那些小伙伴，他们也是我快乐的源泉之一。
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河水上涨，冲开了大大小小的堤坝，很多鱼顺着流水，进入附近的沟渠，聚集在一个个小水湾。我和一群半大的孩子拿着脸盆和网兜，顺河捞鱼，半天过去了，我们居然有了很大的收获，脸盆里装满了欢蹦乱跳的小鱼。我们决定到某位同伴家，把我们的劳动成果变成餐桌上的美味，所需要的油盐酱醋，由大家均摊。不幸得很，我回家取油时被奶奶撞见，奶奶又告诉了从地里劳动回来的母亲，我因“偷油”一事被母亲狠狠训斥，当伙伴们将生鱼变成香喷喷的佳肴时，我却无法前去赴会。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那是最好的美味，尽管我没有尝过一口。
雨淅淅沥沥地下，女儿的琴声还在我的耳边流淌，与我童年的记忆叠加，形成一段欢快地旋律。
童年是快乐的，回忆也是快乐的。想起了下雨，以及和雨有关的往事，他们构成了我童年快乐的元素。
下雨时，我们跑到院子里玩耍，凹凸不平的地面排水不畅，总是积满了雨水。我们常常趟进水中，就像鱼儿游进水中一样自然。可是，大人十分反对，因为戏水常湿了鞋子，脏了衣服。一次，我把新鞋弄湿了，只好偷偷地把它放到烤房的铁板上烘烤，哪想到胶制的鞋底居然被炉火烤化了，我也不知道后来是怎样收的场。
说到水，当然不能不说说游泳，我们村附近有两个水库，另有一个很大的水坑，这都是我们游泳的地方。当然，游泳也是父母极力反对的事情，因为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这些幼小的生命极易被水吞噬。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危险，直到一次落入深水，顺着水库的台阶勉强回到水面，我才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雨水始终是我童年记忆中的重要符号，童年很多快乐都是和雨水联系在一起的。
女儿的曲子已经结束，可我仍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我要求女儿再弹一遍，她愉快地答应了。于是，《童年的回忆》再次回旋在整个房间，也回旋在我的脑际。
快乐的童年，快乐的回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尽管生活年代不同、背景不同，但童年美好的记忆都是一样的。（年7月9日）
三
在片刻的闲暇中，我偶尔会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些鲜活的片段，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早的记忆中有一只“豹子”，面目狰狞的盘踞在昏暗的卧室。那时我大概只有两三岁，和父母居住在一幢土坯房里，土坯房分上下两层，底层中间是“堂屋”，堂屋的泥地上有一个火炕，南面一间是卧室，因为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房间显得十分昏暗，需要一盏煤油灯照明。一次母亲将我放在里屋睡觉，醒来后没有看见大人，却看见一只“豹子”盘踞在壁上，我吓得嚎啕大哭，幸好大人及时把我“抢救”出来，我才幸免于“难”。稍大一些后我才明白，贴在里屋墙上的是“报纸”而不是“豹子”，“豹子”会吃人，但“报纸”却不会。
童年记忆中有一位阿姨，听大人说她是来自上海的知青，那时的知青不但下地干活，还兼任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有人生病了，找她开药打针。有一次我患感冒，被带到阿姨房间打针，我痛得哇哇大哭，漂亮的阿姨微笑着放下针筒，顺手递给我一颗糖果，我立即破涕为笑。从大人的议论中我才得知，这位阿姨曾经考上大学，但因为出生地主家庭，学校不予录取。这也许是我对大学这种教育机构，以及上海这种繁华城市的第一个印记。这位阿姨什么时候离开村庄，我没有什么印象。那次打针后，我似乎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听到大人提起过。
童年记忆中有一位“表哥”，他在村里负责放牛。那时农村实行集体经营制度，村庄里的所有大牲畜都归集体所有，但寄养在每位农户家里，早上由村民负责赶到村外吃草，晚上再带回圈里。一天，那位村民将牛赶回牛圈，并帮助上锁，父母不在家，我于是模仿他们的口气说道：“谢谢你，表哥！”那位“表哥”听后哈哈大笑，现在我懂得他大笑的缘由：父母的“表哥”不是我的表哥，我应当称其为“伯伯”才对。
童年记忆中有一个院子，被一幢主屋和两幢耳房包围，我们全家就在这个小院里生活，小院的旁边有一块菜地，里面种着玉米、豇豆和黄瓜，我讨厌菜地里的蚊子，它们常常叮得我浑身鼓包，我也不喜欢地里的玉米和豇豆，因为它们与我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但我却喜欢地里的黄瓜秧子，从它的藤上可以开出漂亮的黄花，黄花的下端会长出长长的果实，这种果实可以直接食用。待黄瓜开花，我就盼望着结出黄瓜，但母亲叮嘱我不可偷吃，因为这种黄瓜能长到几公斤大，她要留着收种。我每天去一趟地里，望着越长越大的黄瓜，嘴里馋涎欲滴。有一天，我终于有了主意：站在瓜架下面，从根部咬了几口黄瓜。我很得意，因为解馋的同时，大人未必能够发觉。我坚信要不了多久，这黄瓜又会生长，最后完好如初。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当然瞒不过母亲，不过她没有训斥我，只是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摸摸我的头。
那时我家院子里还养着一棵树茄，成熟时果子变成金黄色，酸中带甜，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人间美味。果实还未成熟时，我们就已经像猴子一样攀援到树上，找一个树杈坐稳，两脚悬空，摘下果实，用水果刀削开顶部，从这里啜吸里面的汁液，直到肚子吃饱为止。同样的故事，也在屋后的几棵高大的枇杷树上上演。所有这些果树，产权都归爷爷和奶奶，但“使用权”却掌握在我们几个孩子手里。爷爷奶奶守着累累的果实，却不能收获。
童年记忆中的村庄十分荒凉，房前屋后和道路两旁总是杂草丛生，其中印象最深的有荨麻、蛇莓、苦蒿和野西瓜。大人说，蛇莓是蛇的食物，如果食用后，肚子里会长出小蛇，我很是害怕，但有时候忍不住诱惑，会偷偷地摘几个蛇莓果塞到嘴里，果实有些甜味，与草莓味道相似。野西瓜藤蔓爬满围墙、树梢或房顶，上面结满皮球大小的果实，先是绿色，成熟后变成黄色，像一个个灯笼挂满村庄，煞是好看，却不能食用！荨麻可以入药，但上面长满细毛，人的皮肤与它接触，立即会窜出红泡，奇痒难耐，所以我们轻易不敢靠近它。苦蒿也可以入药，每次淘气，身体难免受伤，大人就会摘一些蒿叶，捣碎后敷在疮口，伤口很快就会愈合。
除了苦蒿，还有白蒿和面蒿，不过后两者通常长在庄稼地里。白蒿可以喂猪，面蒿与糯玉米面混和，蒸熟做成面蒿粑粑，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
童年记忆中的村庄四周青山环绕，只在东南角留个豁口，与村外的一条公路相通。村子四周长满了树木，有带刺的山楂树、花椒树，带毛的五月桃、水蜜桃，光滑的鸡血李、宝珠梨，还有红叶石楠、麻栎树、楠竹……树上常常缀满了果实，引来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小鸟又引来白蛇，年纪大一些的孩子用弹弓或竹竿捕蛇，蛇皮晒干，可以用来自制二胡。如果拥有这样的一把二胡，就能边拉二胡边唱歌，那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儿！
童年记忆中还有甘甜的“地脉水”。雨季来临时，北边的山坡上会冒出一股股清泉，我们称它为“地脉水”，是烧茶做饭的优质水源，每当春季阵雨过后，地脉水涌出，我们常常成群结队，到山坡边上运水，运水的工具五花八门，除了水桶，还有脸盆、茶壶等等，大家挑着、抬着盛水的容器，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心里甭提有多快活！
童年的记忆中也有一个洞穴，它位于村庄东南侧的一片稻田的凹处，干旱季节，它张着大口，把稻田里的水吞噬干净；雨季来临时，它却吐出水来，汩汩滔滔，把周围的庄稼淹没。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有两只丹顶鹤飞来，驻足水边，我们也蜂涌到这里游泳。这个神秘的洞穴困扰了我很久，直到长大成人，我才明白那里可能有条暗河，水少的时候，它需要水份补充，水多的时候，她就溢出水来。
稻田里有秧鸡和黄鳝。秧鸡藏身稻丛，身子肥胖，不善飞翔，但也不容易逮住，我们主要寻找鸟蛋。黄鳝在田埂附近打洞，顺着洞口向里挖掘，就能把它逮住。在我的记忆中，捕捉黄鳝是一件乐事，我们在那里消磨了很多童年时光。
童年记忆中有满山的杜鹃花，还有食花中毒的经历。我和大妹、二妹分别相隔两岁，那时我们总是形影不离。春天到来时满山开满杜鹃，我们就到后院的山上玩耍，我们不但欣赏这灿烂的花朵，还把它们放在嘴中品尝，花瓣的味道酸涩，吃得太多就会呕吐。今天想来，杜鹃花的花瓣大概有毒，可以欣赏，但是不能用作食物。可惜那时我们并不懂得。
童年记忆中有早起的奶奶，天刚蒙蒙亮，奶奶就起床，拿着竹子扎成的扫帚，开始清扫院子，同时大声叫唤全家起床。院子里的沙沙声和父亲的应答生，成为我童年难忘的记忆。
梁实秋说，“人生本来如寄”，我们早已“不复当年模样”。我偶然回到童年的村庄，只能依稀辨出过去的些许痕迹，如果村庄有感，不知是否还能辨出我来？
童年是短暂的，在不经意间从我的生命中流过。童年又是永恒的，它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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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猪
每当回忆高中往事时，我就想起我的三爷爷全家。
曲靖市是我踏入的第一座城市，从15岁到18岁，我在这里度过了高中岁月。在曲靖市时，三爷爷家的住所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那时，曲靖市距离我家所在的罗平县多公里，中间尽是崎岖的山路，加之交通条件落后，走一趟需要一天的功夫。所以我每学期只回家一次，周末时就到三爷爷家落脚。
出了校门，穿过一个市场，再走十五分钟，就到了三奶奶家。当时那里还是城市的边缘地带，除了村庄和大片的稻田外，还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每次来到这里，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爷爷有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我的三爷爷，他比父亲长十来岁，军官出生，后转业到家乡水电部门工作。因为走南闯北，他阅历丰富；又因为行伍出生，他说话直截了当，办事雷厉风行，很受我们欢迎。
听说年轻时三爷爷与三奶奶在火车上相识。那时三爷爷是转业军官，英俊潇洒；三奶奶是省重点中学——曲靖市第一中学的高中生，端庄优雅。俩人互相吸引，一见钟情，很快就“私定终身”。
从部队转业后，三爷爷回家乡罗平县当了工人；三奶奶高中毕业后，为了爱情，毅然离开繁华的曲靖市，辗转到罗平县瓦窑村落户，做了农业生产队的一名社员。那时，我们村的婚姻还时兴父母包办，三爷爷的自由恋爱，算是开了当地的新风气。
小时候，我家和三奶奶家只相隔一户人家，我常到那里玩耍。三爷爷共养育三女两男，他们和我年龄相仿。我们经常一块上山打柴，下地锄草，关系十分亲密。三爷爷只有周末才回农村，除了干家务活外，也抽空到我家，看望他的大哥——我的爷爷。我们乐意围着他问这问那，他也十分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还给我们好吃的东西。
我读小学期间，三爷爷卖了乡下的房屋，举家进城，其中三奶奶回到家乡曲靖市，和她同去的有大女儿和小女儿；三爷爷带着两个儿子和二女儿在县城生活。后来，二女儿到一家工厂做工，自立门户，独立生活。
我到曲靖市第一中学报到后，就去拜访三奶奶，大家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年轻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直到凌晨一点，才各自就寝。
三奶奶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我们都就读于曲靖市第一中学，算是校友。我到三奶奶家时，无论多忙，三奶奶总要给我做些好吃的。
有时候，三爷爷也带着儿子到曲靖市团聚，他的大儿子小飞叔叔、小儿子永亮叔叔和我一样，喜欢运动，每天早上六点，我们起床，沿着小河边跑步。我那时穿一双白胶底的布鞋，跑起步来“噼里啪啦”乱响，他们建议我换双运动鞋，说那样有利于足部健康。可是我却不以为意，我的脚步依然“噼里啪啦”地响在郊区的小路上。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那条河流，连同那片田园，大概已经没有了吧？
和我一样，三爷爷的大女儿——艳丽大姨也在曲靖市读高中，不过她经常捧着一本小说读得津津有味，说那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我暗暗羡慕她这个文科生，能够拥有这么有趣的作业！而我们理科生只能每天与枯燥的公式习题打交道。
二姨艳红是我们中最早的上班族，她青春、靓丽、活泼，喜欢写作，是我们这群孩子中的灵魂和核心。后来我和她通讯，她的来信总以“贤侄”开头，让我受宠若惊。
小姨艳妹机灵聪明，却常常请我帮助解答习题，可惜这些习题刁专古怪，很多我解答不出来，辜负了她给予我“高材生”的美名。
那时，三奶奶的父亲年事已高，双腿残疾，行动不变，脾气有些急躁，但对我却很温和。一次，老人过生日，我特意买了一个蛋糕去祝生，没曾想半路上摔了一跤，蛋糕洒满一地，那时的我真是懊恼极了。不过，当年的囧事，今天回忆起来，却有种温馨的感觉。
高中生活十分艰苦，多亏了三奶奶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免去了远离家庭的不适。不知不觉间，三年的时光倏忽而逝，我离开了三奶奶家温馨的小屋。
高中毕业后，我和两位叔叔还多次在罗平县见面，记得我们曾相约一起“探险”，我们的足迹踏遍了我们村庄附近的三个岩洞。此外，我们还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攀上了罗平县的最高峰——白腊山顶峰。如今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位叔叔，是否还会回忆起这段往事？
大姨毕业后去曲靖市的一个乡镇工作，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二姨后来曾有一面之缘，那是我到曲靖市出差，路过她的住处，她和丈夫在那里开了一家小餐馆，生意很好，我的三爷爷也在那里帮忙。我们三人邂逅，大家都很高兴。小姨毕业后在罗平县当教师，一次返乡省亲，恰巧她来看望她的二哥——我的父亲，我们再度重逢——但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如今我人虽在外省，但心里时常怀念三奶奶的那个小家，我记得每当稻子成熟，曲靖市郊区一片金色。我也记得三奶奶曾邀请我一起为邻居收割稻子。邻家男孩和我同一属相，邻居大婶说我们俩都是“猪”。
“不过，我的儿子是头笨猪，而你是头聪明的猪。”怕我生气，她又补充道。
我很喜欢她对我的评价：我属猪，我很聪明；虽然我很聪明，但也属猪，又有猪的朴实。这让我保持乐观豁达，又不至于骄傲自大。（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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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绿色情结
今年是父亲的本命年，父亲已经跨进了60岁门槛。
父亲出生在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父亲的生活脱不开当时的风云变幻。
父亲在家里排行老二，小时候学习成绩优异，初中就读于罗平县第一中学，在班上担任班长兼团支部书记。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刚好初中毕业。和同龄人一样，父亲被卷入“文革”的滚滚红尘。他20岁那年，在云南进行残酷的“战斗划线”中，因为“站错了队伍”，离开了喧嚣的校园，回乡做了一名农民。
之后的十几年中，父亲的人生舞台一直局限于板桥公社品德大队瓦窑村的弹丸之地，建房、筑堤、播种、收割……农村的十八般武艺，父亲样样精通，此外，父亲还做过赤脚医生、民兵营长，参加过许多社会公益活动。
父亲热爱林业，在家乡积极倡导植树造林。当他发现杉树生长快、材质好时，就从附近的国营水沟林场引进树种，栽到村里的荒山和坡地上。当我还不谙世事的时候，父亲就带我上山植树，当年的小苗如今已长到一抱多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在父亲的带领下，村里植树造林的风气很盛，成了远近文明的林业村。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原来的生产队逐渐解体，部分村民上山砍伐哄抢集体的树木，人数和规模越来越大。母亲沉不住气了，动员父亲也上山砍树，父亲严肃地说：“我一上山，所有的村民都会上山，那么村里的林子就保不住了。”其实，父亲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村里的干部，但是，凭着自己的威望，他硬是止住了一场大规模的乱砍滥伐。如今我回到家乡，欣慰地看到：村子四周青山环绕，郁郁葱葱。当年幸存下来的天然林和人工林交相辉映，茁壮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场风波过后，村里居然还保留下数百株古树，我打心眼里佩服父亲当年的远见卓识，如果当年他不极力阻止，这些林业成果将毁于一旦。
父亲由此与林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后半辈子一直从事林业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被聘到板桥镇担任林业站长，后来又先后担任了国营水沟林场场长、罗平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农村能源环保工作站站长等职务。父亲尝试过很多职业，当他由农民转为林业干部时，年龄已接近40岁，尽管如此，他始终积极乐观，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每一份工作。
父亲对我的影响至深，高考的时候，我报考了中国最高“绿色学府”，毕业后进了“林家铺子”，从事林业生态建设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
今年，我回老家罗平探望父亲，正赶上南方出现雨雪冰冻天气。这种天气固然不利于出行，但却是千载难逢的造林良机，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瓦窑村，种下了60多株桤木和泡桐。其实，我已多年没有在田间地头劳动过了，两天的工作累得我气喘吁吁，但是，看到父亲年届花甲，仍旧种树不止，我心头感动不已，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父亲就要退休了，他对林业的热情不减当年。每到周末，他就回到早年生活过的小山村，在承包地上挖坑植树，除草松土，用勤劳的双手书写着新的人生。（写于年3月30，原文登载于《中国绿色时报》）
——《罗平时光》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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