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农村环境抗争为例，基于从“结构—权力”到“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式转换，建构了从识别“危险分子”、贴标签、形成负面印象、草根行动者信任危机、政治与道德审判等五个步骤的农村青年草根行动者污名化生成机制，分析了他们污名化的放大效应，提出了深化污名研究的若干策略。

关键词:青年草根行动者;农村环境抗争;污名化;社会转型

草根行动者指的是那些在底层民众中发起动员的积极分子[1]。在环境抗争中，我们有时也把这些人称为环境抗争积极分子。改革以来，我国社会转型凸显和加剧了环境问题[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环境状况的整体恶化，环境抗争行动的多发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3]。在农村环境抗争中，比起“沉默的多数人”[4]，草根行动者虽然是少数一部分人，但他们是农村环境抗争得以进行或延续的关键力量。然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甚至是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青年草根行动者)要经受污名化的沉重压力。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环境抗争失败的一些农村地区，即使在环境抗争已经成功或总体上比较成功的一些农村地区，也有这种现象的出现。社会学在关于污名的研究超越了微观社会互动层面倾向于强调宏观的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因素对污名产生的影响之后，权力被认为是理解污名的唯一有效路径，并且暗示了依据这一路径对污名进行解释的普世性，即只有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才能污名化相应的弱势人群，而绝不可能是相反[5]，我们称之为“结构—权力”范式。我们在对广东、安徽和陕西三省若干农村的农民抗争情况调研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青年草根行动者被地方政府冠以“疯子”“傻子”“神经病”“大脑不正常”“破坏分子”“捣乱分子”“刁民”“刺头”“刁钻分子”等称号予以污名化。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农村地区的青年草根行动者被地方政府和其他农民似乎以一种“共谋”的方式予以污名化。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生成机制?“结构—权力”范式的社会学污名研究不能够完全解释。不仅如此，这些青年草根行动者的污名化还在被不断放大，又该如何解释?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此做出一定的分析和解释并进一步深化社会学关于污名的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范式转换

污名指的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了(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与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也导致了社会对其歧视与不公正的待遇[6]。西方多数学者都认同污名(stigma)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指的是一种图腾标记的说法，在西方语境中是人格、身份的符号和象征[7]。stigma意指用来暴露某人道德异常或身份低劣的身体符号，或是身体上的烙印，标示某人为奴隶、罪犯或叛徒，是仪式意义下的不洁之人，不可接触，特别在公共场合是众人回避的对象[8]。20世纪60年代，污名经由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解说后成为一个学术概念，现在已经在特定疾病(如躯体残障、精神疾病、艾滋病、癌症、糖尿病、肥胖症等)、性别、种族、特殊社会群体(如罪犯、乞丐、流动人口等)的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概念[9]。污名概念一般包括污名化(stigmatization)、被污名者(stigmatizedperson)与实施污名者(stigmatizer)三个要素。污名化是某个(些)群体被贴上污名标签的一个动态过程，它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一直与社会弱势群体紧密相关，受到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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