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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甲村坐落于青平川中游,属于延川县关庄镇。是深隐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千山万壑中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山村。青平河从村边的公路旁蜿蜒曲折地向下游流淌而去。这里是村里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为日月光景辛劳耕作的地方,更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身居何处,这里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井沟桥不知矗立了多少年十甲村建村大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小时候听说村里有人在耕地还是刨药材时从土里挖出来过牌石,上面有文字显示我村设村最早可能是在战国或是汉代。中国历史上的都甲制起源于周朝,盛于唐宋,直至明清。按明王朝规定,一百户居民为十个甲。由此可以看出,十甲村当时已居住了不少人。十甲村在我们关庄镇来说,算是比较大的村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人口就已经有五六百了,那时应该是人口最鼎盛的时期。本世纪初,人们开始向城里搬迁——务工、经商、陪读,现在长居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村子基本由“五山五沟二渠”组成,五山是娘娘山、枣疙瘩山、北塬盖山、苜蓿山、树沟山;五沟是井沟、南泥沟、胶泥沟、树沟、鸦沟;两渠为桃花渠、柳沟渠。可谓山高沟深渠美。娘娘山位于村对面,为全村最高的山,可俯瞰我村全貌,并览上川下川。上建一座庙宇,为娘娘庙。而北塬盖则是青平河和秀延河的分水岭,往北一条小路下去是贾沟,贾沟出去就是贾家坪镇。井沟因沟中有一口历史悠久的水井而得名,这口井曾经供全村80%的人口吃水。本世纪以来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自己院里打出井了,井沟的井也就基本废弃了。井沟一旁依山建有几排窑洞,居住者几乎都是姓张的人家。可以说他们是十甲村的“客家人”,他们的祖先是清朝晚期从贾家坪镇张家河迁居而来的。满院荒草遮不住祖屋留下的回忆南泥沟有一座全村唯一的水坝,还养着鱼。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学校全体师生上山捡麦穗,我和只比我大两岁的一个“叔大”偷偷跑去坝里抓鱼玩。我俩先在筐子里放些干粮,再把筐子浸入水里,不一会就钻进来不少鱼,瞬间把筐子提出水面,来不及跑的鱼就落网了。然后,我俩又一股脑把捉到的鱼全部倒进坝里,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循环往复地玩。一直玩到天黑,所有的学生都回来了,学校点名时唯独不见了我和“叔大”的踪影。校长立刻发动全校师生四处寻找,最后终于找到我和“叔大”。校长罚我俩在学校旁边的地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才通知家长来学校把我俩领走。桃花渠渠口很小,通过一条不起眼的小径才能入内。穿过几个一线天山洞,突然豁然开朗,渠里是另一个世界,是我们村的世外桃源。这里是村里唯一生长陕北最早的报春树——山桃树的地方。每年农历二月初,当村里人不知不觉在渠的最高畔上看到鲜艳的一抹亮色在早春的寒风中摇曳时,就知道春天来了。这抹亮色在满山枯黄的残枝废叶中显得格外耀眼。竽子沟有一片平整的地,地里生长着一大片粽叶,我们村人叫其竽子。每年端午节前,这片竽子林长到了一年中最茂盛的时候,竽子身上长满了阔阔长长的叶子。家家户户都在这里采摘,拿回去包粽子,煮出来的粽子特别香。而竽子杆又可以编席子——竽席。夏天铺到炕上,人躺上去特别凉爽。这种竽子其实是一种芦苇,在一个常年干旱严重缺水的黄土地竟然还能长芦苇,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迹。柳沟渠则是村里唯一的湿地公园。渠里一年四季都湿漉漉的,长出的花花草草和别的地方也不一样,很是独特。渠里分布着很多形态各异的柳树,所以叫柳沟渠。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去柳沟渠抓蝴蝶,一边追逐一边喊着:“扇扇落一落,马家姑姑转一转。”有人还在渠里发现了蘑菇,不过很少,说是可以吃,但没吃过,更多的是狗尿苔,不能吃,有毒。寨子湾有我村唯一的防御设施——寨子,建于哪个年代已经难以考证。寨子位于村子往东一公里的公路上面的一个悬崖峭壁上,离地面几米高处有一条非常陡峭的羊肠小道,只能一人通行。要从地面爬上这条小道,必须踩着几个脚洞才能上得去,再沿小道往上走到尽头,是一个平缓山坳子,这个山坳子就是寨子。寨子四周都是几十米高的绝壁,只有这一条通向村里的小道。陕北自古以来都是汉王朝和游牧民族征战之地,亦是历朝官府设防的重要屏障。战乱之处,也是匪患猖獗的地方。所以像这种躲避匪患和望风的寨子,几乎每个村都有。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和年馑,匪患非常严重。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伙土匪,抓住很多来不及藏起来的村民(其中就有我的一位老爷爷),土匪让他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可是村里都是些穷苦人家,哪来的金银财宝,土匪就把他们吊起来毒打,用火烤、烙铁烫。我老爷爷们还是拿不出来,土匪觉得实在得不到什么就把他们扔下撤走了,这才被回村的村民救下。我老爷爷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寨子易守难攻,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守寨的主人用长棍、石头甚至农具作为武器,只要寨子上有足够的粮食和水,土匪是不可能攻破的。寨子山有高峁,高峁挖有很多山洞,可供人躲避风雨。寨子很大,可容纳全村人藏身。锅灶、柴火等物资比较容易运上来,可问题是寨子上没有水井,水从哪里来恐怕是个棘手的问题。前村河里有一个深水潭名叫低哨盖,是由青平河冲积而成。水潭两岸全是巨型青石,可以站在青石上跳水,是我们村的天然游泳池兼澡堂子。入伏以后,村里小孩每天都泡在里面耍水,大部分也都在这里学会了游泳。大一点的小孩教小点的,各种游法,有狗刨、侧游、背水。最厉害的是踩立水和“淹野冒”。淹野冒就是潜水,可以在水里面潜很久很久。后来亲眼见识过一次淹野冒,一个大后生在里面玩水,对大家说:“你们都看着我,看能不能找到我。”大家说好。他突然钻进水里,足足有五六分钟水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大家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盯着水面,突然,远处一下冒出一个人来,正是他。他出水的地方距入水处有几十米的距离。很长时间我都无法想明白,这么高超的“淹野冒”他是怎么练出来的。长大后在南方工作的时候,总以为在南方的同事个个都会水,没想到我这个北方人倒是少数的几个会水的。问及原因,他们说南方大江大河多,小时候大人担心安全,不让他们学凫水,所以就不会。也是,北方小河多,河里耍水相对安全些,耍着耍着也就学会了。村里的果树自不必说,陕北几乎每个村子都会有一片片的苹果林、枣树林。我们村也有这样的标配,而最吸引人的恰恰是野山果。春夏秋三季都有很多野果可以食用。春季,村民们捋槐花和榆钱,洗净后拌上面粉蒸熟,撒上调料(尤其芝麻盐和蒜汤是必配的),这就是陕北特有的美食“库来”。伏天是采摘蛇莓、茹茹和木瓜的最佳时间。这三种野果少,不容易找到。我记得我们村只有往贾家坪去的那条小路再拐到另外一条小路上有一个三五丈见方的平台上才有蛇莓和茹茹。那真是天然的美味,不知道比草莓好吃多少倍。木瓜长在高山的崖畔上,一般只有割麦人才能发现。秋天的时候,村里很多杜梨树上挂满了一爪爪的杜梨。杜梨果肉非常饱满,也非常美味。我记得小时候摘上几筐子提回家,吃到牙“倒”得吃不了任何东西为止。酸枣是深秋的又一种美味野果,放羊人一边放羊一边采摘。只有他们才有这闲工夫,这也许是“拦羊打酸枣”的由来。酸枣一直挂在树枝上,可以经历整个严寒的冬季,恐怕是村子在冬天能看到的唯一自然的红色。有村民说在南泥沟的山上见到过梅花,我也只是听说,没有亲赴证实,所以不敢妄下定论。山里的宝贝除了数不清的野果外,还有很多药材,有洋板豆根、柴胡、甘草根、卢草根、黄蒿芽子、槐籽等。其中洋板豆根最贵,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斤给供销社可以卖1.8元。那时的1.8元是什么概念,一角钱可以买10个水果糖。村里的一条巷子串起了前庄后庄,这条巷子的中心位置也是村里的活动中心。夏天的时候村里男女老少在巷子两边的凉荫处,一边乘凉一边闲聊,大到国际国内正在发生的大事,小到谁家杀了只鸡或吃了顿什么好吃的。冬天的时候,巷子里很多老人靠在墙根晒太阳。记得小时候上学每天路过巷子,上午十点多放学回家吃早饭的时候,老人们已经坐到巷子,等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等于是一晒就是一天。村子历史上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人物和事迹,只是一代代绵延传承、繁衍生息,彷佛一粒凡尘静静地置于地球的某一点上。这一切随着一批北京青年才俊的到来一下改变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村子突然热闹了起来,社员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咱庄里来了一批北京“学生心儿”。这一天,大队社员赶着驴拉车从八公里远的关庄公社接回来一批北京学生,一共三十二人,分配到我们大队的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八名。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北京知青的到来在我村激起了很大变化,改变了村里人很多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有的一直延续至今。印象最深的就是刷牙,记得当年村里年轻人和学生“心儿”都跟着知青学刷牙,慢慢就养成了习惯。两三年后,知青们开始陆陆续续返城了,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最后一个知青离开村子。很多知青对村子的感情很深,时不时回来看一看。有的还在村里搞了投资,发展经济项目,帮扶村民共同致富,可以说是对第二故乡的拳拳之心。十甲村成了关庄镇有名的“大棚村”家乡现在大力发展大棚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建有大棚,种植蔬菜和水果等。尤其小瓜和西瓜非常富有特色,远近闻名,成为很多商务活动接待用品的直供基地。村里很多村民依靠大棚种植摆脱了贫穷,产量大的一年收入二十多万,少的也有五六万。很多人长大后为了生计离乡背井、东奔西跑。即便体味了人间百态,看惯了外面的繁花似锦,吃惯了外面的山珍海味,但在梦里惦记着的永远是家乡的那碗钱钱饭。有朝一日回到故乡,抖落一身的疲惫,会发现家乡的朴实和温暖才能让人完全放松。作者简介:旷野,生于年10月,陕西延川人。作品发表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其它文学平台。曾任深圳某期货、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来源:延川山花杂志社总编:杨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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