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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更新公号了，向各位读者拜年了。

今年全国就地过年，写写回不去的故乡吧——虽然是拜年，但文章其实略伤感。

（全文1.7万字）

1故乡

我在陕南巴山的一座大山深处的乡下出生并度过童年。行政上虽地处陕西，但因汉江分界，北秦岭，南巴山，所以县城可以算是秦岭，而乡里则是巴山。那是我认为真正的故乡——父母的叙事里，那只是他们暂时工作生活的地方——虽然这个暂时最终长达十六年。

父母的叙事里，我们从县城——他们的故乡走路到县火车站，坐上每天仅有的一趟绿皮慢车，约四十分钟后到一条河流入江口的火车站下车，然后再走路约8公里，就到了他们的工作地——我概念中我们的家。

因此我的记忆叙事会是反过来的。冬天某个清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冷中从被窝里爬出，睡眼朦胧的被母亲穿好衣服，然后极不情愿的踏上那8公里的前往车站路的起点，然后等车，钻一串山洞，过几次桥，去往县城里的姥爷姥姥家过寒假过年；爷爷奶奶家——准确说是伯伯家也在县城郊走路可到的村里，但是爷爷在父亲的少年时就去世了，奶奶则一直跟着大伯伯生活，所以那个家是伯伯家情感上离我更远。记忆中那条8公里的路是如此绵长——也的确需要走整整半天。我是妹妹，因此后半程会耍赖偷懒让父亲背着我走，但严厉的母亲会用犀利的眼神批评我不懂事不能坚持。

在不遇到雨天山洪的时候，这条道路可以勉强通车，如果正巧遇到县里有领导带车下乡还有空座返程，我们就可以省下这一段记忆中艰辛的旅程，挤上绿皮吉普车一个多小时就直接从山里开到县城对面，然后乘载车轮渡过江回城。

但遇到山洪急流，山里的交通就会中断。这其实是家常便饭——我姥爷在县委工作，某一次大雨山洪中交通中断，在翻山下乡的路上因体力不支晕倒在路上，被路人发现救回后发展成严重的肺病，辗转至西安医治两年才恢复基本健康和工作。我父亲也不止一次必须要在暴雨天赶赴泥石流的现场保证村民安全，山洪结束后再费劲的到县里找上级解决钱解决物资，再回乡带头捐工资并号召其他工作人员也捐工资来修路。

亲历的一次断路是6岁左右，母亲一人带着我们两姐妹从城里返乡遇到道路中断。母亲让我先不要动，牵着我姐翻过泥石流留下的碎石坡到断路的那头，我在这边看着她们的背影在石堆后消失，然后世界突然安静下来，路边小河声音消失，时间似乎不动了很长的时间，我终于等到了母亲的身影回来。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等待的感觉还在心底，那天的山坡和母亲翻回来的身影仍然如一个电影片段。

在正常的情况下，既没有公车坐，也没有泥石流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就会这样从乡政府大院出发，走8公里到车站，然后在站台去等那趟回城绿皮火车。站台会遇到一些我总是记不住的叔叔阿姨，大家会在站台寒暄去哪里。一旦有叔叔阿姨不是去县城，而是会去地级市，或者去地级市中转去省城，周边会立即围来一小群人羡慕的寒暄，打听地级市和省城的风貌和流行。那时候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如此陌生——但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变化。口口相传的段落，就会成为山里生活的一时美谈。

我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山里——县城的折返和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县城人——山里人的双重纠结中生活到小学四年级读完我9岁，最终随着父母工作调动回到了县城。

2山地

从火车站下车出站，那条8公里的乡间道路会停留在两条小溪的交汇处。经过一座石桥，然后道路会变得很宽，左边是几栋建筑分别是供销社、粮站，乡诊所还有居民的房屋。供销社可以买糖果，大白兔奶糖一毛钱可以买4颗，话梅硬糖1分钱一个。柜台很高我够不着，长期是我姐拿着我两零花钱一起去买回来分，但在我发现她虚报价格后，就开始自己踮着脚尖去买。我不懂得十分开始要说角，会说阿姨给我十二分钱的糖，就被阿姨笑话。

乡诊所其实只有一位医生，中西医都会一点。我打小和乡诊所的交道不少。医生人非常好，24小时都可敲门找到他响应也都很快，但他胆子很大。我姐爬山从坡上翻下来脑震荡昏迷一整天，他竟然医院而是由他打点滴。并且那时候打点滴和打针都没有一次性的，都是端着他的锅把针管针头煮一遍重复使用。侥幸我姐无事靠他的生理盐水不知道加了什么也就挺过来恢复了。我二年级6岁视力突然自由落体式下降至裸眼0.3，医院医生表示除了配镜没有办法，原因也很难解释。我小时候本靠着一双大眼睛和自来卷头发有“德国小朋友”的美名（那时候这个外号真心是夸），自从那年戴上眼镜开始就一生和院花班花无缘了。但我从西安回来后，乡诊所的医生竟然说他可以配中药丸治疗近视！然后我的父母竟然信了！我父母在当地可以说是人们很信赖的干部和老师——属于当地的高知了，但是小学二年级的我就医院的医生和乡诊所之间，医院。所以赤脚医生的药丸我大部分都假装吃掉实际悄悄扔掉了，床底下，柜子后，窗户外都有，但有时候迫于无奈也只好当面吃下去一小部分。父母对我们姐俩的管教过于严格，所以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沟通不是很顺畅。父亲军人退伍转业在乡里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就必须做榜样和五好儿童，占别人便宜欺负别人的事情想都不要想，并且无论什么时候带来麻烦或者和别的儿童起冲突无论对错我们都首先要挨骂甚至挨藤条打。所以我姐俩干脆从小就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性格。现在想想长达三个月时间我都要瞒着父母假装吃药简直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而我那年才6岁。现代的父母们看到这个事件肯定要惊呼我姐俩都是街上捡来不是亲生的，但那个时代就那样——即使到今天，中医到底功用如何不也没扯清楚么？

这几间大房子的对面，也就是路的右边是很长的石阶上坡，石阶的终点是一个平坦的大院——乡政府大院。大院门前有一颗很大的桂花树，站在桂花树下，背后是单位大院的大门，脚下那条8公里的简易公路继续沿左前方向四川方向延展，经过一大棵柏树后开始翻山，差不多七八个S大弯后翻过垭口。正前方，一座大山静默，但是在每年春天山上会漫山遍野开遍映山红。

那颗桂花树也是我童年的主题之一。开花时十里飘香，肯定忍不住和小伙伴摘几枝——但会挨批，父亲会教育我桂花树不是我家的，我不能摘，哪怕别家小朋友都摘，我也不许，原因前面解释过了。然后我每年都摘花，每年都挨骂，第二年继续。母亲那儿我也没因为这棵树讨到好。母亲在乡小学担任语文老师，她的一个学生写过一篇“我家门前的柿子树”发表在《作文通讯》，那是当时中小学生作文界的顶刊；于是母亲也要求我认真学习，写一篇桂花树或者什么树。我大概写了两三稿桂花树投稿，全部没能发表，只有其中一篇获得了鼓励，杂志社给我寄回来一叠很漂亮的课程卡。当时的我完全没感受到拒稿是郁闷的；收到课程卡更是惊喜。但没达到母亲的要求我还是有点不安，又令母亲失望了。但是每次投稿，母亲都是提意见修改，没有一次是她来给我修改定稿！到今天我经常投稿石沉大海，也经常看到科研界各种事件新闻，就总会想起当年的母亲和投稿被拒的儿时的我。母亲虽然信了赤脚医，但总体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且非常坚持她的原则。

对面的映山红开花期间，我家每天都有新鲜的一把，甚至是数把。母亲的学生总会摘一束给她。我对自己摘得桂花会被父亲扔掉，但是学生送给母亲的映山红可以保留很有意见，但父亲没有给我满意的答案，他说不能摘就不能摘。母亲就来解释桂花树是政府大院的老前辈种下的，我觉得这个解释可以接受，也就不为此事郁闷了——然后被父亲扔掉的花枝母亲会捡回来洗干净晒干，可以泡桂花茶。

桂花，映山红…其实只是生活中的点缀。离县城交通不便的大山有丰富的果产是我最爱，占据了回忆中好大的空间。野果就已经非常多了，春天有刺莓，草丛中的清晨有地莓，我们已经学会了基本分辨有毒无毒，有一种鲜艳的红色地莓叫做蛇莓，不清楚蛇是否爱吃总之人不能吃有毒。有一种类似蘑菇的小白色地莓入口清甜，相当好吃，但是这种地莓总是长在很低洼有小水沟的地方，小水沟有虫甚至有蚂蟥，于是我就十分纠结，但别的山里小伙伴毫无担忧，所以也抵御不住诱惑跟着吃。再后来的各种野果拐籽、救兵娘、树莓依次到春夏。救兵娘得名是因为传说中救了从此路过的红某方面军的一只队伍，虽然官方叙事中这方面军很少提及，但民间传说仍然不少。但我对此也是质疑的，那么几十年前，这种果子又该叫什么名字？

五月的盛宴开始正式上场。早桃、樱桃、杏子、花红、枇杷、李子...桑葚、橘子、苹果、柚子、再到最后的柿子，在不同的季节不断馈赠。还有核桃、板栗。随着棉袄脱掉换毛衣，毛衣换毛背心，然后单衣短袖，再层层加上…一年中就在每天吃当天现摘的水果中四季更替，然后进入明年的期待。

空气总是各种潮湿的泥土、芳草、花香的混合味道。天空并不总是湛蓝。典型山地气候，多雨多云，清晨的雾如各种面纱或者围脖挂在对面的高山，翻往四川方向的垭口若隐若现。秋天会有一段时间的秋高气爽，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白云，是童年经常冲动要做的事情但做的并不多——会有极大地顾忌衣服躺脏了回家又要挨批评。

两条小溪则是娱乐场所，溪水中可以看蝌蚪，青蛙，甚至捉小鱼。天然形成的水潭可以游泳，最深超过深水池标准。那时的孩子们都完全是散养，无论是大院里工作人员的孩子——吃粮票的公家娃，还是周边吃自产粮食的山里娃，都是满世界乱转，夏天自己找水潭游泳。家长虽然有警告但似乎也都习惯了。有一次跟一群大孩子勇敢的从一个大石头跳入深潭，人生中第一次遇险，呛了一肚子水后被拉出来，战战兢兢回家首先的想法不是觉得差点死了后怕，是担心挨骂。我自此十分怕水，再也不敢去学，直到婚后才学会了游泳。我姐姐自小活泼胆大体育不错，她就在这样的跳水和胡乱扒拉中学会了游泳，后来甚至敢去游汉江。

除了游泳的风险，山区其他一些害怕的事物也非常多。首先是蛇，甚至爬进家里。一般的菜花蛇无害，也不会对人攻击，父母都对此司空见惯，对我们的教育就是看到蛇先观察，盘在路中间的蛇一般没事且吃饱了，我们绕开大胆走。草丛和树林拿个棍子敲打，一旦看到有蛇我们不要动，让蛇先走。山里的毒蛇有五步蛇和竹叶青，五步蛇这个名字一听就够惊恐了，但其实已经很少见了，我见过的只有竹叶青。但还是要在专门说说蛇给我留下的惊恐记忆；可以说我的记忆大门是三岁那年被一条大蛇打开的。那条蛇体型较大，也不同于普通的菜花蛇，当天只有母亲在家，父亲下乡工作不在家——父亲的工作因为急事比如失火山洪泥石流晚上回不了家是常事，还有比如邻居修坟破坏了另一家的所谓风水，兄弟分家闹到用菜刀砍人这种紧急事件也经常不分白天黑夜被叫走，我家的窗户和门半夜被咚咚敲叫我父亲的名字我们全家都习惯了。

我母亲是晚上带我姐起夜发现这条大蛇的。她看到一条不太认识的大蛇还是恐慌了，但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还是比较镇静的先把我俩包进被子就留点透气的缝，又放下蚊帐四周压了严严实实，然后绕过蛇的区域——这其实挺不容易，我们当时住一间屋子，家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小柜子几把旧椅子就是全部家当，面积大约十几个平方左右——出门找邻居求救。这个过程我当然一无所知事后听我母亲谈起，我的记忆应该是被热水瓶砸地的声音敲开成为了起点，然后又闻到家里一种极其难闻的味道——雄黄。透过被子和蚊帐隐约闪绰的屋外乱哄哄场面，定格为我记忆中第一个模糊画面。我应该是看到了那条蛇本身，它被赶出我们屋，邻居处理了它。从此我对蛇的恐惧也再也没有消除掉，每次在山里玩耍看到蛇时，我的惊恐总是被姐姐和小伙伴嘲笑。和蛇相比，其他水里的蚂蟥，会掉身上引起过敏的毛毛虫，半夜偶尔会听到远处的柴狼嚎叫，也都不算什么了。

3生活

丰富好吃的山地物产只是对我们而言，因为我们是城镇户口，父母也都是“吃公家饭的”，所以虽然家里也几乎毫无积蓄，但吃饭是可以保证的。乡政府院子里还有食堂，有一个师傅备少量主食和简单的饭菜，主要供县上下乡的干部和院子里没开伙的单身汉吃饭，饭的确是相当难吃的。在父亲下乡母亲要去家访都回不来时，我们会用粮票去食堂换饭吃，但我们姐俩都觉得难以下咽，某一次姐姐就决定自学煮挂面，竟然一次成功煮熟了。母亲在家做饭我们就会吃的很好，她厨艺不错且勤奋能干，自制豆腐乳辣椒酱干豇豆等等全部都是亲友同事邻居中闻名的一把好手，所以老我家蹭饭的不少——其实乡里的干部轮换其实较快，很多是只身下乡家属都在镇上或县里，我家这样全家在这的很少，所以开伙的实际寥寥，一度似乎只有我们一家。

饭菜的味道会让刚来工作的年轻叔叔经常不请自来我家蹭饭。有一次我姐看不下去了就质问一个叔叔：叔啊怎么我家一炖肉你就来，还冷怂的吃肉！（冷怂本地方言，表示使劲），一时成为全院子的笑话。父亲的上级从县里下乡工作时也经常在我家蹭饭吃，遇到我们吃什么就吃什么，吃完了就在我家里和父亲谈工作，有时候也逗我们小孩子玩耍。我当时擅长下跳棋，有次县长伯伯竟然输给我——然后他想悔棋被我一把按住说不许耍赖悔棋！那个伯伯就很无奈对父亲说：你的女娃子好厉害啊！父亲就得意的哈哈大笑说你水平太臭了！连我家碎娃子都下不过！

父亲的同事们吃饭也给我们带来了福利。我们可能会搭县里的便车回城；我下跳棋就是一位经常蹭饭的叔叔教的；姐姐活泼好动，小小年纪跟他们学会了打乒乓球骑自行车！我比较笨，凡是运动的我都学不会，所以只会下棋，或者看他们的书。

可来我家吃饭的除了父亲的同事还有老鼠！这个就很郁闷了。有一次母亲包了一晚上饺子满一簸箕放在桌上准备第二天吃，醒来发现被不知怎么跑进来的老鼠吃掉三分之一！我看她的表情真的是要哭了，但还是忍住了，自嘲说你们这一窝子老鼠真是好口福啊。

但我家也就是饭吃的还不错而已。父母分别是他们原生家庭的老大或支柱，父亲经常要捐工资修路，母亲也经常高价买贫困学生家里的土豆和鸡蛋给他们代缴书费，最终他们工资能剩下的也都不多了。我小时候一直穿补巴裤长大，屁股和膝盖经常因为玩耍摔破，母亲就用一条更破的旧裤子裁下来几块布打补巴。供销社叔叔的两个女儿吃穿都比我们好。有时候是羡慕的，母亲就说她们学习不好，你学习好比她们吃穿什么都强。但母亲尽量在弥补，我的所有毛衣和毛背心全是母亲手织，她会学习最新的花色，让我的毛衣即使回到县城都仍然时髦，有一件袖子到肩膀一排正待开放的小花蕾引起了阿姨们人见人夸，纷纷找母亲请教针法。但在我回城之后的一条补巴裤受到了班里很多同学嘲笑后，我终于停止了穿补巴，但大部分衣服还是拣我小姨拣我姐不合适的旧衣服。

这是我家的状况，虽也有很多困顿的时刻，但至少是双干部家庭，双份工资在当地可是了不得的。父亲也有不少城同事只有一个人领工资，大致是家里的女性角色仍然是村籍，或者继续务农或者当家庭妇女。如果是县城的双职工，很少两个人同时下乡的。但我家情况的特殊，母亲高中师范特训班毕业时，我姥爷主动要求母亲前往组织上最艰苦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姥爷一生清贫，克己为公，尤其感念他的命是组织上送到省城疗养院花两年救回来的。所以母亲虽然是同学里学业比较优秀的，姥爷也有职位，但分配确实去了几乎最偏远的一个小学。父亲当时退伍转业在县城工作，正在追求即将工作的曾经是邻居的母亲——这里面又有故事。爷爷是穷苦长工，因此父亲原本和母亲不会有姻缘，但是因为一度的下乡运动，姥爷一家全部下乡到父亲所在村里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总之听说母亲工作去了偏远的山区，父亲立即向组织打了报告主动要求下乡工作。后来他们结婚，生了我俩，只是他两都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六年。

但只要跨出院门，就是一个分界。对于当地所有的村民而言——只有一个词就是贫穷。得益于山地气候条件自然会比《山海情》中的场面还是好很多，但问题还是很严峻。能吃上“公家饭”是所有村民生活的最高希望，而母亲小学教育大家要上学读书的最佳激励手段就是：好好读书，以后能吃上公家饭。

乡政府院子周边几家的境况稍微好点，食堂和开伙家庭的后勤保证首先从他们家里购买；另外遇到修桥修路找劳力，他们和院子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也会优先。其他村民都非常贫困。虽然高山连绵，但林牧业都几乎指望不上，土地又非常贫瘠，水利设施梯田建设以及优种选育也做得不够，后来逐渐铺开的稻米当时产量也很少，主要的农作物只有土豆和玉米。经济学教材中土豆是吉芬物品的重点案例，全世界无论哪国的穷人感觉都在吃土豆，甚至火星科幻的情节也是种土豆——充分说明土豆不挑土壤不挑气候还好养活，是能保证基本生存的中坚食物。

土豆对我家而言是主菜，能干的母亲把土豆能做出花来，丝片块泥，炒炖蒸炸，我全吃遍了，并且感觉月月吃，天天吃。但是奇怪并没吃腻，我现在还是很爱吃四川泡椒酸辣土豆丝，并且一定要留一点汤泡米饭，人间美味还很便宜。对于村民而言，那几乎是全家的主要口粮。这样的情形下，兄弟俩出门只有一条裤子，房子年久失修一场雨就垮了，穷娃根本无心读书每天上山挖野菜，对我都不是小说或者电视场面，都是儿时亲历。

虽然地处秦淮以南，冬天还是非常冷的。这时山地的村民会找一些树木烧炭，卖给院子我们有工资怕冷的城镇户籍家庭，再挑到镇里甚至县城去卖。我们家里冬天会烧炭盆，上学再带一个小炭盆放到脚底下。木炭是家里过冬必备，而《卖炭翁》中写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正是我每年冬天必见的景象。一个卖炭中年人只有一条单裤，整个大腿外侧裤子都是大洞，腿就直接这样冻在外面，手脸都要冻紫了的情景，我现在脑海里也有一张定格照片。最冷的冬天我是需要穿很厚棉裤的，毛裤都不行。课本上讲这首诗时应该是初中我已经回到县城，老师会按照教学大纲批评封建社会，我好几次都想发问：老师，这不仅仅是那个朝代；这是我生活亲见。

有时候诉苦的人们会直接到我家里来，甚至我一边看书一边听他们给父亲诉苦。父亲也跟着愁眉苦脸，但是办法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安慰，最终就是给村民递一支烟，两人对头抽一支烟，村民最终会留下几句感谢父亲个人，但是对其他各种牢骚的话离去。然后母亲就要埋怨父亲不仅不戒烟，还要和外人在孩子面前吸烟。父亲就说那怎么办呢，他们确实困难，但我能怎么办呢？找了我了，至少还有一根烟抽。在那些诉苦中，我震惊的听到了很多和小学课本上叙述大相径庭的说法，不知道是该相信课本，还是相信诉苦的农民伯伯。我在儿时就表现出一点点钻研精神，就此问过父母。他们的回答这时候出奇的一致：这些事情你懂个啥？以后你大了再说。当然，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回答过。

但曾经并不是这样。大山深处和气候条件，物产据说是丰富的。以前会有一小部分生活是靠山吃山，用打猎和林间天然食物维持。曾经一个每年给我家打蜂窝煤的老师傅以前就是猎人，说以前可以打很多猎物，有山鸡，草兔，獐子，柴狼，当地还有地名比如樟子沟獐子坪。那条翻山路垭口山下曾经一大片柏树林，每年会有白鹭成群….他说的这些我全都没见过，除了从附近一座最高山上似乎传来过柴狼叫声，而山上以榉树核桃树等能食用果实的树木为主。我童年对这些都将信将疑，不知道他是不是吹牛。但是垭口下面的确有一颗很大的柏树——只有那一颗，大树背后有一所小学，当地就叫柏树小学。这位老师傅会唱当地流传的山歌，从没上过学，但甚至还会背完整的三字经！他说是从当年乡里的私塾先生里学会，当年的私塾就是那个柏树小学，但私塾老先生已经去世了。

曾经也有另一个牧业是养山羊，但很长一段时间家庭不准私养，所以养羊也不可行，公家试图养过，都养不出来。姐姐出生时父亲破坏了原则，悄悄找一个信任的村民买了他家悄悄养的半只羊，但不知道怎么被告发了——炖半只羊在当时的院子生活中也确实蛮好分辨。总之私下买卖羊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行为，根据条例要差点开除他的公职和党籍，但是老领导觉得他实在是个好人情有可原，最终挨个处分了事。姐姐出生那年，改开还没有开始。我是改开的同龄人。

4上学

从所住的乡政府院子出后门，经过一条小沟和厕所，就来到上山小路。小路蜿蜒沿山而上，大约爬山二十多分钟就来到山坡上的小学。

这条路也不好走。路上第一个挑战是几颗会掉毛毛虫的核桃树，俗名镬拉子，直接接触皮肤后会立即引起皮疹。治疗这个皮疹的方法两种，一个是从树上捉几只毛毛虫，砸成烂泥兑上白酒，然后抹在皮疹的地方，这个方法对我太难受了，我一看那个虫泥就恶心的不行。一个是要找到正在哺乳的妈妈，抹上新鲜的乳液。这个方法也没有立竿见影，但稍微好点，最终的方法就是靠时间，慢慢就好了。

经过核桃树后有一个陡坡。这里平时还好，到了冬天结冰就很难行走。这时候大家就会用干稻草绳把鞋缠满，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姐姐和其他同学基本上靠稻草鞋就够了，但是我还是不行，因为我运动完全少根弦极容易摔。别的小伙伴都是在散养嬉戏甚至打闹中得到了极好的体育锻炼，我笨就不敢去，然后从不去就越来越笨。父亲着急的时候会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扛过这段，但放下我的时候我就耍浑坚决要回到他扛我的起点，然后自己走。这是我执拗的往事见证之一，父母经常回忆。但注意我回县城到火车站的路我不在意父亲背甚至主动耍赖求背；而上学路是坚决不行的我是小学生了会遇到同学，所以那么小我就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段开阔陡坡经过，会走进一片榉树林。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拣板栗，同时这篇林子地势较合适，林木茂密，非常适合埋伏打群架。我经常战战兢兢穿过这片打架现场，然后还要堤防冷不丁的被拦下探听情报——倒从来没有被误伤，所有大小孩子都认识我，都知道我是只会读书的乖乖女绝不会参与任何一方打架。

榉树林后是一片坟地。坟地中有很多诡异的传说，比如晚上会看见鬼魂。但是母亲不仅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还是很好的自然老师。她虽然信赤脚医生给我乱吃药丸，但其他事情她还是蛮讲科学的。会给我们准备糖纸看日食，会带着我们辨认星座，所有村里解释不清的诡异事件，她都会尽量给我们科学答案。所以这里很多同学很怕，胆小如我却从来没怕过，因为我知道没有鬼魂，夜晚的异光是地表磷的自然光。

穿过坟地，经过两院房屋——这院房屋景致不错周围有芭蕉、小竹林和石榴树。石榴树开花火红火红的，颜色和映山红却不一样。巴山属于南方，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是院子周围要有竹，要有芭蕉，还要再来几颗果树。这是传统中院子的标配，大伯伯家也是如此的。但是那些年里，不是每家都维持了这个传统。

这个院子走过，就来到了我的小学。

5小学

对于我而言，上学简直是太美好的回忆。因为上学，我就从一个笨娃摇身一变成为老师非常维护和同学们有点仰慕的学霸，这个身份转换的感觉是很不错的。

我5岁上学，就在母亲的学校。因为没有人带我，我只能跟着母亲上学。但上学之前，们在家里看书就是我唯一的爱好，所以4岁已经熟背唐诗百首，5岁入学年已跟着姨妈学过了小学一年级一半的课程。开学时母亲就和校长说让我入一年级跟读主要是有个地方管，校长说太小，可以收，也不要求，母亲自己反正管好，明年6岁再正式读1年级。母亲没有吭声，就先答应了。但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很负责任，说学校不是保姆，校长同意了也不行，必须要考核才能收。我就去参加考核，结果考核内容竟然是数数到一百！我会的唐诗百首和简单加减法都没考到，我是失望的。总之我就这样入一年级班了。

到期末考试，数学简单极了，语文做完题也觉得不难，正检查准备交卷呢，柏树小学一位监考老师走过来看（虽然是个深山沟的乡小，但期末考是全乡或者非县城的乡镇统考？不同学校也相互抽调监考），然后在我卷子上某个地方按了一下离开了。我仔细看他按得地方，发现我写错了。于是我改过来，第一场正式考试就拿了双满成绩，那个寒假我5岁半，于是书记的小女儿是神童的名号就迅速传开了。校长自然不提我6岁才能入学的事儿了。

其他同学的成绩情况是，班里将近三分之一的娃会有单科鸭蛋，一大把学生双鸭蛋，大部分学生只能做些些几道题。落后的贫困山区，很多孩子们都根本不来学习，7岁的孩子跟着家长放养种土豆砍柴挖野菜烧木炭维持基本生存已经是半个劳力，来学校读书，还要花钱缴书费（不收学费），很多家长们是根本不愿意的。每天放学很早留很长的课外活动时间，班主任会管管大家做作业诵读，其他老师的一个主要任务则是此时出门，要翻山越岭去村子家访，把没上学的孩子辛苦劝进学校，完成已全面铺开的义务教育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统考其实也不难，只要能认真学完课本，拿双百就很容易。

即便教学如此困难，老师们却展现了为人师表的惊人力量。母亲就是勤奋上进的代表。她觉得高中师范特训班的知识是不够的（高中师范特训班是当时为了义务教育的特殊产物，读两年高二第三年转师范，毕业担任小学老师），报名了函授大专，每天家访回家改作业刻蜡纸还要学大专函授书。后来条件改善请木匠打了写字台放在窗户底下，那就是她的专属书桌。她的中学老师曾经专门写信让她参加恢复的高考，但那时的母亲不仅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还是姥爷家里的重要经济来源，她想都没想过去参加高考。我想如果她去考，是有机会考上的。

同时母亲的家庭教育做得也很好，这倒不是辅导功课。除了监督我写了一年毛笔字，逼着我给作文通讯投稿，母亲从未管过我的功课。虽然我穿补巴裤，家里经济也不宽裕，母亲为我们姐俩同时多打六七种的杂志。中国儿童，儿童大世界，少年科学，科学画报，作文通讯，世界知识画报——世界知识画报是我最爱。

据说当下有一句话叫做最好的学区房就是家里的书房，当年的母亲做到了。家在深山，却知天下。我知道伊顿公学里的王子穿西装什么样，知道牛津大学的建筑群和历史年代，认识印象派的好些幅世界名画长什么样，还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没看到杂志想都不敢想的运动比如滑雪冲浪，在看了一期对登月的详细报道之后，我自己在日记本上写了个设想，比如年的时候，人类可以用大概上亿美元这么多钱商业登月（可惜那时的日记本丢了）。我也已经有了美元和人民币不同货币的概念，看到杂志说美元含金量这个概念很不解就问母亲，母亲翻遍了她的函授书也不懂（没有网络和电脑的时代，另外母亲的函授书我其实也早都翻遍了），就合理猜测人民币里面那条金属防伪线，对美元而言是真的黄金。母亲的猜测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多年后我读了经济学，仍然记得这个事件，极兴奋的去问母亲还记得这个事情么？可惜母亲完全忘了，她只记得我把家里的白面馒头拿到教室里去卖，卖的是和黑面馒头一样的价，不算她做馒头的劳动都亏大了（白面那时候仍然需要粮票换，流通量很少，粗面可以随便流通，但价格比白面便宜很多）。

乡小最神奇的经历是，我从来没写过家庭作业。一是学校的作业非常少，有的话课间和放学后一节课的课外活动我就可以写完。二是母亲和其他我的任课老师打了招呼，重复性作业不用布置给我，因此我不用写抄写十遍这种无聊作业。其他老师都基本和母亲思路一致，或者按照母亲的办法给我网开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说写字的美感必须要考重复，因此我需要练，但是同意为了背诵这种的抄写我可以不写——我其实也早都会了。母亲相当认可，还给我加了每天一小时的毛笔字，但我写的很差。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和母亲商量，正因为我学得好，所以不仅不能给我减任务，要给我加任务。别的同学每个单元只用背诵一课，我需要背完整本书。他认为诵读是文学功底的首要基础，绝不能省。母亲同意他的看法，然后老师每周会找一个课间，在教室门口抽查我刚学完的单元是否可以全部背诵。我就只好在其他孩子们玩耍的时间背书。但其实现在问我那一年到底背了什么，我似乎真的一课也想不起来了，总之四年级的语文书我是全本背完了。

其他老师们也很有趣。校长和后来的年轻教务主任都始终坚持体育课很重要，对于我这样体弱公家娃必须锻炼，对于要干家务的村里娃，要让他们多打篮球培养集体活动，身材也可以长的挺拔，不要被背柴的背笼压驮。冬天很冷，大部分学生没有取暖条件，因此更要多体育锻炼保暖，否则半天课程就冻僵了——我们公家娃都会带一个烧木炭的小火炉，但是烧炭卖炭的家庭都几乎没有给自己娃准备小火炉的。

让我背完四年级语文课本的老师还需要继续写。他十分爱看书，文言文功底也不错，偶尔会蹦几句课本毫不相关的某朝的散文里文绉绉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但他科学概念非常差，不知道火车怎么能靠电跑，理解不了铁飞机如何能上天？母亲教大家的自然，看杂志和自然类书更多，就会笑他说古董先生。但古董先生还会看很多很奇怪的书。有一天他因为刚看的一本作者叫柏杨的书，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很激动，嗓门喊得很大。因为我不爱参加大家的课间嬉戏，经常跟着母亲到老师办公室自己玩，所以我就不断听他们吵这个名字，心里想这个名字怎么是两棵树呢？他和老师们争议的书不止这一本，我问母亲说帮我借来我看一看吧，母亲说这些书不适合你们小孩子看。我就去悄悄找老师，老师问你问过你妈了吧？我不会撒谎说了实话。老师说，那我不能借给你，你老实背课本去。

阅读能力本身我是没有问题的，我二年级已经读完姨妈的射雕英雄传整套，上学就绘声绘色给同学们讲里面的故事。因为我怕蛇，船上大战蛇阵一段我讲起来自己都觉得怕。母亲不让读，必然有她当时的想法。语文老师有时候让我看这个那个，但此时理解母亲的想法，因此当我借书时尊重了我母亲教育自己孩子的想法。

二年级的数学老师口音很重，讲课是一半方言一半普通话。虽然是一个偏远山区的乡小，老师们的主要任务仍然还停留在入学率，但是根据要求，老师们都尽量严格普通话教学，哪怕不标准。但数学老师连不标准的连续普通话都做不到，口音又很有特色，当他普方切换时就真的特别好笑，我那时不懂事总是忍不住笑场，极大影响了课堂秩序。老师也从来不说我，也没去找我母亲告状，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在家模仿，母亲才知道我原来也成了捣蛋分子，去和老师道歉。结果老师说，你家小女儿挺好的，你家大女儿去年是我念一句，她就在台下念一句，我都没有告诉过你….我姐她当然免不了又挨了一顿好骂。现在我自己当了老师回忆可爱的数学老师，觉得他涵养真的是太好了。但别的事情他会真惩罚，我课间和同学们经常开溜摘野果，回来就会迟到的很久，这时候他毫不含糊，必须罚站，捧着课本站讲台两边到下课为止。其他农家小伙伴对罚站基本上习以为常，我真是站的腿酸脚麻，但也只能老老实实接受。

校长，教务主任，四年级语文老师等几位老师，我名字还记得十分清楚，其他老师们模糊记得姓或者名字，但不太对的上了。

6同学

同学们基本上和我其实是两个世界，我是老师的女儿，家境在她们眼中就是能想到的最好的家境。但是同学们除了少数几个和我们一样的公家娃，都是山里娃。贫穷，还要干家务，女同学尤其不容易。我的同桌家里养的有鸡，但她从来没吃过鸡蛋，鸡蛋都是卖钱或者给弟弟吃，我当时受父母教育，知道男女平等，觉得她家这样不对（但没想到成年后遇到的一些重男轻女思想，没有鸡蛋吃这样的小事简直不值一提），就会偶尔把我的鸡蛋分她尝尝，她激动地不行，就会在家里枇杷树下果子的时候悄悄摘几个带来给我吃（枇杷没有鸡蛋值钱，但也是要卖钱的，她也不敢多摘）。

印象最深的是两兄弟，家里非常穷，不仅连一条像样的补巴裤都找不出来，不仅冬天的裤子也破洞，他们几乎没有鞋穿。没有鞋穿这种情况即使对于当地的贫穷，都是非常罕见地，因为毕竟是山地不是戈壁，本地村民家家户户都会点自编草鞋的手艺，这样随便去山上割一把合适的草做些处理，至少是应该有草鞋穿的了。可他们哥俩经常连草鞋都没有穿的！赤脚走山路上学。操场是黄土操场，小石子满场都是，需要蹦蹦跳跳，比寻常走路对脚的伤害大，上体育课时老师看他们哥俩没有鞋就很为难，就不知道怎么应对。可这哥俩特别要强，从来都不落下，被石子划破了也毫不在乎。老师们看不下去的时候，就会给他们草鞋，甚至给过旧的解放鞋，可过一阵他们再来，又都是赤脚了。同学们都猜他家是不是后妈，但这事儿到底证实还是没证实我却忘了。

当然，读书四年，班里没鞋穿的孩子不止他两，但记住了这两兄弟（到现在我还确定记得长相和姓，班里同学主要分布于附近山岭十几个村子，每个村子同姓的很多；名字似乎也记得但不太有确定）的原因是，他们两兄弟是我在学校里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小学四年级，唯一遇到过的可以在学习力稍微和我竞争一下的同学了。数学课上的好些麻烦计算，这两兄弟的速度会偶尔冒的和我差不多一样快，比班里另几个公家娃的学习能力都强。我早都习惯了一道题要等大家很久，才有第二个同学做出来，他们哪怕是偶尔打破这个我都挺震惊的。我和母亲说过他们两兄弟，母亲就替他们感叹，说老师们都知道他们潜力好，但没办法，每年每个年级都有这样的娃，老师们只能保证他们读完小学，去劝他们读中学，但很多这样的同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7进城

小学五年级这年，我告别了乡下进城。父母反复强调我们是回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说，十几年的乡下生活，对父母和姐姐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他们只是从乡下回到了县城，还是在那个生活圈，我毕竟出走了家乡，来到了外地。

自我们那年进城，父亲再也没有回到乡下看看，他在我博士毕业那年永远离开了，再也没有机会去看他奋斗、结婚、生子，从意气风发一直工作到中年过半的那片大山了。姐姐和母亲现在在省城生活，也都从未有过回去的念头——姐姐只是在我结婚那年坚持要回的时候，跟着我走了一趟。

我理解父母。虽然她们十几年里在那里工作兢兢业业，但毕竟只是普通人，只是尽了他们一贯认真工作的自我要求，做到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面对贫穷和苦难时该做到的。那里不是他们的故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早日回城，才是他们的期盼，也是他们的故乡。

于我而言，自从转学进城我就很不喜欢。可以说上学第一天就被班主任老师和同学欺负了。因为个子小，又是从乡下来的转学生，老师说课桌暂时安排不开，让我和两个小个子同学3人挤一张课桌。那是适合2个同学的桌子，可想而知我的书包总是放不进去只能放凳子下的地上。山里乡小的9年义务教育都必须保证每个同学有课桌椅子是专项经费，县城中心一小怎么会没有一张备用的桌子！然后我上体育课不会跳鞍马等没跳过的器材，于是又被嘲笑了。尤其是一口乡下口音还穿了一条补巴裤！开学那段岁月惨不忍睹，我上午买的面包没吃完放在书包里，课间回来面包不见了。从家里拿的橘子课间刚拿出来吃，在我手上会被突然蹿出来的人一抢而空!下楼去玩或者去洗手间是最悲催的经历，霸凌同学会组织起来，专门从楼上往下吐口水！一旦没躲过就实在恶心，只能去水龙头大概洗一下但上课又要迟到挨批，回家衣服没干还要编理由解释一下。不到万不得已，我只能待在位子上不乱动。

这使我非常委屈且震惊，我理解新同学进入一个环境可能总会受点欺负，而之前学校我是老师和领导的女儿加上成绩拔尖确实会更受照顾，但总体而言，之前的老师们基本上都很有爱心且主持公道，偷、抢、无端霸凌这样非常严重的行为老师是绝对不会宽容的。但是新的城小里老师们非常忙，也不会管这样的“小事”，管起来也甚至不问事情对错和经过，似乎谁成绩好、谁家境好就谁说了算。有时也有同学站出来帮助维护我，一位是家里卖水果的，一位是父亲新单位大院的邻居同学。我也学会了利用城小的一个新现象：通过让别人抄我的作业答案，或者访学回家前干脆帮少数同学写完数学作业，就可以拉拢几个同学维护我。这件事情我做了几次后感觉深深的不安，完全不敢告诉母亲，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是，因为学习挨了批评是我没想到，并且瞒不住！原因是作业量太多，我四年里都从来没有回家做过家庭作业，现在要不停的做作业抄作业做测验，我厌烦到了极点。没几天语文老师让我当堂读我昨天的作业，我发现我自己写的作业竟然我大部分都认不出来。语文班主任老师签了作业本的评语让我回家请家长批评我并签字。

母亲批评我但是不够严肃，告诉我写字也很重要，写不完可以不写，但写了的要写好。但母亲心理上支持我的，课桌问题她也已经一肚子火了；更让她郁闷的是开学这么久了，语文老师竟然还没有通过发现大家的学习水平而因材施教，是在全面大搞题海战术抄写抄写抄写，带着郁闷抄十遍百遍是毫无意义的。母亲深深地为县城中心小学的教育质量堪忧，认为还不如她当年的乡小。还有其他令我震惊的事件母亲同样震惊。比如老师任命的有组长，组长可以监督同学上课是否听讲捣乱，不听讲捣乱有权去罚款！罚的款交给老师后，老师会给组长提成回扣！后来老师也让我当了组长，但我没罚过任何同学一分钱，母亲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根本不是教育，而是为了拼班级整体成绩的歪风，也绝不会允许我这么干。

过了一段时间，主要经过第一次月考摸底考后，我成为学习组长和老师的重点保护对象，被欺负的岁月终于结束，给别人答案甚至代写作业这样内心不安的事我也可以慢慢推掉了。

我终于开始了正常的城里读书生活。

8返乡

我再回乡去看，是二十多年以后了。结婚那年，我和萝卜都认为有必要去对方出生成长的地方看看。因此我没有管母亲的反对，和萝卜回到了乡下。已经不需要当年那样等唯一一趟的绿皮车在走8公里了，班车可以做到附近4公里的镇子，然后剩下的4公里步行一小时即到。但确实，现在仍然没有班车可以直达。

童年的记忆和现实存在那么大的偏差。乡政府大院原来那么小，那颗大桂花树就是一颗普通树，原来走到柏树小学很远很远其实走一会儿就到了。翻往四川的垭口，小时候看那上面的车灯盘山而下如同天上掉下的星星，但现在开车近在咫尺。短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我在百感交集中草草返回了县城——毕竟不是我和萝卜两个人，当时还有姐姐和其他几位亲戚小朋友一定要跟着看热闹，体会乡下生活。

18年国庆节，我和萝卜再次自驾返回。这次没告诉母亲——虽然从北京回去途经西安，但是我们返程才去看她，否则她肯定担心山路开车的安全。

这次回去，变化更大了。童年的乡政府大院已经搬走，原址已经彻底拆了，只剩一片荒地，野草参差长成一片。我和萝卜沿着儿时的路走到我的小学，规模面貌和我的童年，和我结婚那年回来并无二致，只是围墙上应该多了大幅的醒目标语，和其他城市里最常见的歌颂标语类似。因为假期，大门紧锁，我在门外站了很久，萝卜放无人机拍了学校和附近的视频。

从学校下山的时候遇到一位老人认出我来，直接问我是*书记（指我父亲）的老大还是老二，我说是老二。他说哦，那你回来很远吧，听说你在厦门？我说那是很久前了。他问那你现在哪里？一句话把我问住了——我该回答天津还是北京？一如我小时候，不知道我是县城人，还是乡下人。然后我说我从北京回来的，这样子我虽然没说明白，至少我说的实话——半生已过，我还是童年里父母教给我的准则，不撒谎，不给别人找麻烦。能不撒谎的时候，一定要说实话。

和老人寒暄了几句，我大致回答了他对父母的关心。他说，你父亲是个好人。我当场眼泪就收不住了。我想我该问问他是谁了，他提到一个名字，我没有印象；然后他又提到一个父亲当年同事的名字，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位当地年轻的村干部，他本人吃公家饭，但一家人仍然在附近村里生活就住在院子附近不远处，当时很年轻经常来我家和父亲讨论工作——做村里的工作。我晕乎乎的脱口而出：某叔好。

田埂边的老人有点尴尬，说我是他的儿子，是你的同学呀，我开始说了我名字，你忘了。原来半生务农生涯，我的同班同学的外貌已完全老人沧桑。他请我到他家坐坐，我推辞了。我那一刻想起了那两位没有鞋穿的兄弟，想起了学校的老师，但是我谁也没有打听，就告辞了。

告别了童年的故乡，我和萝卜决定翻过那座垭口，前往四川方向走到另一个镇子，绕一圈回到县城。但是翻过去没走多久，遇到塌方断路，不得不原路返回。从童年变成中年，那里的路还是在塌方，说断就断。

路上看到了一些变化，山更绿了。我查了新闻，似乎有新闻说白鹭已经回来了，遗憾的是季节时机都不对，没有看到。开车的沿途一直看，又看到不少标语类似“修脚不丢人，致富才光荣”，这令我很吃惊，再次查新闻，原来本地一位打工仔在外地辗转数个行业后，在修脚行业稳定下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国多家连锁修脚店的企业家，同时也是本地本省的各种荣誉企业家，为本地劳动力外出挣钱致富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但很多村民仍然不想做这样的服务工作，因此才到处刷这样的标语。

我看了很难过。父母最青春的工作年华都在这里，一位忙行政工作，一位忙教书育人，但似乎也没为这篇大山的改变做了多大的贡献。而这段经历，还给她们后续的人生带来不少困难。我读到经济学博士，成为著名高校的老师，但似乎也对改变大山深处故乡的面貌无能为力。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但我却没有为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做任何事。我想过利用暑假回来给山里孩子开个读书班，或者给小学捐一笔教学经费，每年新买图书，购置自然科学观察器材，但惭愧的是最终我都没迈出实质行动。

回城的路上越想越难过——时代过去三十年，我作为改开的同龄人，因为改开的春风离开了大山，来到了一线城市，但似乎人到中年，一些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变，又回到了当年。父母下乡工作十六年，后来姐姐再次下乡，但她遇到的上级再也不是父母这样的人。最终她以非常彻底的辞职方式告别对她而言那也十几年最好的青春年华。一些父母坚持的原则，我仍然在坚持，一些父母后来对周围环境不理解的感叹，我也开始感叹——但再也没有当年那样简单的用一场考试就可以改变的问题，更不要说改变别人和环境。面对教育科研界里种种完全震惊不能理解的事件，我们个人只是一粒尘埃，无能为力。

这样想着想着就止不住眼泪离开了故乡，萝卜一直开车试图安慰我，但也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不知道此生，是否还会再次回到童年故乡了，或者说，不知是否还回得去那样美好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