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语中间》

张新颖著

作家出版社年

一

　　很早，我就知道新颖写诗。八九年前，他就曾把他的诗发给我看。我特别喜欢他年写于美国芝加哥的那两首《祖父》和《父亲》。记得我曾在《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新颖的“有情”》的短文，表达我对这两首诗特别的喜爱。这两首诗，写于年12月7日和10日芝加哥的凌晨，彼时,正是祖国渐入黄昏的时候，新颖也许长夜难眠，也许凌晨早起，钩沉往事，思绪万端。他对亲人的思念和感怀，可谓是催人泪下。在这里，新颖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上，仿佛完成了一次心理、精神和灵魂的眺望。我分明感受到他在异国思念亲人的神情，是那样的寂寥和惆怅。这既是一次“寻根”，也是一种抒怀。那时候，我便认定，新颖骨子里是一位诗人，即使那时他还不曾发表过一首诗。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我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蕴籍在他文字里的那股内在的激情，朴素的情怀，挥之不去的对文字的热爱，让我体会到一个当代人文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骨子里的挚诚和宽柔。这恰恰是新颖为人的自我写照：不虚伪，不造作，不矫情。在诗歌里，他没有任何拿捏，也没有丝毫功利的幻想和企图。所以，新颖写诗，其实不是为了诗名，而是为了修缮和整理内心。写诗，原本就是一个普通人内心偶尔且不平常的情怀和兴致，如果有些微的仪式感，那也是不计较得失的对于灵感的修辞达成。这也就是一个人写诗的纯粹。

　　我常常武断地想，近些年来，许多诗人沉浸在一种焦灼、浮躁的心理编码中，诗歌写作对许多人几近于一种逼仄、紧张甚至处于挣扎的状态，写诗应有的精神气息和文化感，沦为一种无奈的精神消费和心灵被迫。诗，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个人史的写法，而诗的实质和象征，最终需要抵达的,则是真实、朴素无华的灵魂现场。缺少这样起码的理想，诗歌就无法构成真实、庄严而优雅的美学活动。

　　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我在新颖的诗里，体悟到作为一个非职业化诗人的与众不同和别出心裁。对于他，写，悲喜自然生发，如果不写，依旧气定神闲，从容淡定。因此，像他这样的学者写诗觅句，就比那些“职业诗人”们多出了几分自由和从容，少许一些诗外的压力和文字里的自我纠结,还有诗人冠冕的沉重的负担。

　　后来，也就是近五六年来，新颖似乎彻底进入了一种绵长而浓郁的自由、自然的诗歌写作状态。然而，我却相信了新颖以前在《二十五首诗和无名的纪念·小序》里的自我调侃：“套用诗人们喜欢的说法,是诗找到这里来了”，也就是说，诗歌正通过一个人的灵魂的脉管，静静地，或者不可阻碍地漫漫地流淌出来。

　　最重要的是，十几年来，新颖的诗风，在起伏的情感状态里,不断地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是从朴素的情操出发，从朴素的词句开始，进入语词的密林或诗意的迷楼，在这里，诗既是抒情，也是叙述，同时，还是轻盈的思索和沉湎,描述着人生的缕缕踪迹。在诗里，他常常将成熟表现为一种单纯，将单纯表现为一种天真，将天真表现为一种坦然，将浩瀚呈现为一种简洁。最终,新颖会将诗歌以一种朴素的状态引入哲思。

　　新颖对诸如笔画、字、词这样的意象、概念或隐喻，充满了巨大的兴致和热情。前者在经过精神的风干之后，实现了单纯的组合与重构，滋生出新的生机和意念，朴素的词语，竟然会呈现出如此意想不到的本意和引申义。无疑，写于年的《字》，是他诗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首。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汉语最基本的字里寻找“字”所提供的美学观念，是新颖的一种独出心裁的“诗歌智力”活动及其写作实践。“汉语的诗歌”，骨子里其实是“汉字的诗歌”，另外，字，还体现为一种独有的感知、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捕捉了这些感知，呈现了这些思维方式的表达策略，也蕴含着悄无声息地进入这种母语的语言和文化元素。说到底，诗，是对“字”的真正的自觉。毫无疑问，这首命名为《字》的诗，是一首奇特的诗，它是对字的生动奇崛的诠释，更是对叙述的探索，而且，这首诗，以字的名义，突进了汉字的智慧的空间。《字》共有九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是由一个字“压迫”着另一个字，一个动态连接、推导着另一个动态，从一到九，循环往复，暗示出九九归一的文化邀约和精神想象。字，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文化气场，在字与字，字与句子，字与问题，字与神情、状态、思想等等被抽空后的意念里，生成了富于穿透力的形而上学。每个小节都是一种接力式的延展，都存在一种行为的逻辑和动力，节奏错落有致，游弋飘渺又肆无忌惮。这种起兴方式的设计十分有趣，一句带出一句，一节影响一节，自然紧凑又活泼流动。主题的多元，恰恰映射着汉字的复杂和浩瀚，也诠释着世道人心在呈现过程中的风云际会。节与节之间，引申义在不断的跳跃中闪烁迷离，同时又制造出无数的新意，不断地构建，也不断地破坏；不断地纠缠，时而也若即若离；偶而，一意孤行，却也潜滋暗长，触类旁通。字，在诗里，结构着诗，也解构着诗，看上去虚无，但又是无法摆脱的充盈的实体。第一个字，便奔向了富有使命感的本质性诉求。在虚实之间，字迅捷地完成了提纲挈领般的“职业”行旅。字俨然就是人的化身，是生存意识的确凿体验，是自我确证的一次次苦旅。一开始，诗就凭借中文的特殊性，超越了人称，时态和动词无变化的特性，扭转了惯性的抒情方式，第二节及其以后，字切近了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品质，当“第一个字到第九个字是一个句子/清晰、有力、激动人心的句子/不知道什么样的手写出的句子”时，字开始“面目模糊”起来。接下来，字的表情、神情、神态、情绪，字的张扬，字的无奈，字的倔强和轻狂，它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丰沛地、充满极度想象力地被呈现出来，可谓淋漓尽致。并且，字和句子的冲撞或合谋，继续衍生出诗的新意：“第六个字密谋偷渡到另一个句子/第七个字已有了另一个句子的绿卡/第八个字被句子窒息/第九个字是泪”，同时，字也在经历一次成功的冒险：“沉默”、“喉咙嘶哑”、“坠入大海”、“失踪”、“释然”、“积蓄生机”、“迎风唱歌”。尤其最后一节，在这里，诗人自信地完成了对字的巨大的虚拟，也呈现出汉字无可比拟的巨大魔力。字，究竟是谁？句子又是谁？它的底色是什么？我们看到，它自己传奇般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毫不掩饰地裸露出自己的张力、激情、冲动、老练和乖张。同时，也发掘出自我隐含的多种可能性，这也是人与世界，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多种可能性。字，从平面进入了立体，而且，从书斋进入市井，布满人间的烟火气，杂花生树，时光缭绕。仿佛是对人性的立体化表达，也间接地构筑了历史和现实的情境和命运，完成了对事物、生活的形而上学的诗学思辨。

　　可以说，这首诗最大限度地呈现出诗的美学跨度、崇高感和仪式感。我承认，诗歌是依赖形象和情感的语言活动，但思辨的哲思，最终才会使得诗成为真正历经锤炼的、丰富的灵魂载体。如果说新颖有野心的话，那就是他试图营构这样一个朴素、自然而又升华了的诗性的智力空间。

二

　　前面提及，张新颖之写诗，完全是出于表达内心的需要，以心为底线，以灵魂为底色。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补足学术思考和文学评论的情感、灵性缺憾。诗，从另一个向度，实现一个虔诚学者的研究生活所难以抵达的生命体验，以及对许多文化、心理和精神密码的感悟性破译。这些思绪、情绪贯穿在他的不同时期。写于年8月的《空白》和《平衡术》，在诗的内在精神肌理上，实际地构成了某种互文性。后者由“眼睛”“视力下降”“眼前阴影乱晃”这些具象的动态，直逼“人类”的精神状态，从“视力下降”到“人类的下降”，这中间的距离该如何丈量，“言语”的途径显然已经无从表达，内心深处的渴求更无法抵达。因为，“焦虑绝望无端发脾气”，以及“不可逆转的趋势”，“无须痛心得那么清晰/不必也无从诉诸言语”。这样，对于此前的这首《空白》，就可以不解自明了。空白，俨然已经不是内容，而是看者的灵魂状态，这是所有感知者内心的无奈与隐痛。尤其是“不空也不白”，更加令清醒者如入“无物之阵”，其实，这是透彻骨髓的一种寒冷。在《平衡术》里，隐隐地还埋藏着一种麻木的神志，“心情，安然于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的“安然”是让人忧虑和恐惧的，它看上去是一种平衡，实际是一种群体性的失衡，它表达着情感和灵魂的虚空和乖吝。张新颖在此处加深了迷茫的诗意，将附着意念的情境推向了体验的幽谷。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两首诗，构成的恰恰是纸上的空白和精神“墨迹的空白”，看似形而上，却彻底地抽象出了一个时代的清冷的镜像。张新颖就是这样，在诗性的思辨中，似乎在不经意间，将细腻的感受推向了伦理哲学的边界。

　　更早些时候，他的《人生与叙述》《骨头再也不能忍耐》《诗的平庸理想》《危险》《纸》等等，都是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回返到诗的“形而上”维度，再进行记忆的修正和想象的重构。这其中，不仅体现着张新颖内在的生命感受，也蕴含着一种精神和信念，诗里同样也保持着诗人内心的存在判断。于是，在这一系列的诗篇中，就呈现出作为存在判断依据的“意向性精神结构”。这种结构，在一首首诗里充满张力地体现出来。正像《人生与叙述》这首诗所描述的那样，它表达一种生存态度和生存方法，以及人生选择。那么，如何将这种生命感受“叙述”出来呢？首先，一个基调确立了，“你的一生倘若能够讲成故事/就是幸福的/最平庸的故事最幸福/即使挫折、苦难的历程/能讲下去就算是好的”，而且，步入不惑之年的新颖，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幽默，他智慧地对待琐碎、逼仄的生活：“如果不想脾气变坏/你就得学会把屈辱/不断调整成/一个又一个温和的笑话/从容地讲出来跟别人分享”“当然也不必怕他们嫉恨/你内心那一点点不肯退却的骄傲”。从这首诗，我们也能看出新颖内在的从容，内心的强大。他果断地克服了虚无感和荒唐感，在生活的挫折和苦难的历程中，诗化地克制“愚蠢”“残暴”和“无耻”等等恶的力量，展示出与恶相处的技艺，去除了物役的驱使，避免了自己可能遭遇的碎片式的生活和思维。另一首《骨头再也不能忍耐》想要呈现的是一种存在关系，其实，它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也是感受、欲望、语言与表达的关系。“骨头”就是尊严，就是骨气，就是气节，就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激情和冲动。这些，却常常是被禁锢的：“隔着皮肤/隔着肉/禁锢在核心的骨头”，“它再也不能忍受你的睡眠/才不声不响执拗地/痒起来/烦躁起来/暴怒起来”。这里所隐喻的是，骨头与身体，也就是精神和尊严，灵魂和欲望，这里存在的，是究竟谁支配谁，谁囚禁谁的问题。这的确是一首极具“骨感”的诗，完全可以视为另一种《人生与叙述》。

　　这时的张新颖，已经开始在诗里实践自己的精神、灵魂追索。

　　在这里,我还要向前追溯，并提及张新颖写于一九八八年冬的那首《涉及神学》。这一年，新颖二十一岁。我没有想到正值少年气盛甚至可以轻狂些的年龄，他可以写出这样沉重、富于思辨和老成的句子。可以想象,年轻的新颖，或者新青年张新颖，在这个时候，在复旦大学清新的校园里，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一定是踌躇满志的表情下深藏着丝丝缕缕、黯淡的忧郁或忧伤。作为同代人，我自以为完全可以从容地理解这首诗的内在意蕴，但实际上，新颖那时的情怀和“诗”，的确远远超出了我对他当年的猜想和判断。新颖踌躇满志的情怀，不愿放弃历史时间中的价值关切，面临世界的复杂，历史的暧昧，诗人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志向对待这个欲望丛生的现实，保持意志的守恒，以及心理能量的不灭，这些，确实需要自我精神感觉与外在自然境界的深度叠合。强烈的现实和历史关切，关涉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化期许，构成对存在世界解读的愿望，应该说，这首诗展现了张新颖努力摆脱浪漫、虚无的少年情怀。由此，也见出他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复杂社会、思想环境里，就凸现要保持自己的定力，坦诚表达自己激情的伦理感和诗性自觉。

三

　　如果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诗？这个问题之于张新颖来说，无疑是出于强烈的内心的需要,当然，也是新颖试图在写诗的途中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存在状态。也许，这正是一个学者的所谓人间情怀。这些年，在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文字之外，新颖除了写诗，还经常写些随笔，在这些文字里，也仍然无法遮掩他对生活的内在挚爱和思辨的激情。他曾在一篇随笔里写到他与儿子张健尘的一段对话。儿子问他：“你知道水的形状吗？用瓶子装水，瓶子的形状就是水的形状。瓶子是圆的形的，水就是圆形的；瓶子是长形的，水就是长形的。”当父亲的还没有回过神来，孩子又问：“水在水里是什么形状呢？你知道吗？”小孩其实不要别人回答，他自己就说了：“水在水里，就是水的形状”。

　　我相信，这段充满了哲学兴味的父与子之间的对话，没有丝毫的虚拟和想象性成分。儿子从一种事物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两者间诗学的“形式意味”，这无意间的发现，在瞬间就衍化成事物自身存在的活力和生命体验。看得出，新颖十分欣赏、得意于儿子的思辨倾向，其实，新颖自己就很擅长发现、表达日常生活中事物与事物，人与事物之间微妙联系，特别是，在他的文字中，总是有一颗朴素之心在，一种感悟和体验，超越凡俗和庸常，在思索的途中落实为文，由人生、精神直至艺术与文学，水到渠成，抵达阔大的境界，并始终蕴籍着贯穿之势，没有点滴的矫情和造作之感。这种行文的品质和质地，格外自由而自然地渗透、进入他的诗歌写作状态。

　　可以说，《三行集》是新颖近期最用心用力的诗学实践。

　　诗人的情感、内在精神和心态，韵律、节奏、微妙的谐音、生动的暗喻，乃至独特的分行与标点方式等等要素，只有同处于一种和谐的结构里，才可能使一首诗结构成一个审美的有机整体。这也许是一个常识，但却是诗歌的坚硬的“地基”。而且，在任何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都已经很难划出清晰的边界。因此，一种文本的形式实践，其实就是对思想和情感的灵感闪现，就是对形象世界所进行的精神、心理的重组。

　　“四月的小毛茛/从河边到阳台上/变成了蛇莓”，读到第一首三行诗时感受就很复杂。尽管小毛茛和蛇莓这两种植物，都些许带有毒性，但在诗歌的阳台上，它们却变得异常可爱而神秘，不仅具有天然的药用价值，还充满神奇的气息。“小毛茛”“蛇莓”这两种不同的植物，都衍生成一种意象，在两种不同的环境里，显示着事物的两面性，蕴藉着事物自我的辩证和确证。

　　第四首“有一个词想念方言的发音/等待能再念它一次/没有人告诉它生它的母体已经失踪”和第五首“词语们归顺于句法严谨的组织/每一个都站得笔直/每一个内部都自动弯曲”，这两首诗，依然可以构成一种互文，也完全可以视为是《字》那首诗的进一步延展，是诗关于字、词、句的“形而上学”思辨的又一次折返。诗在虚拟词语的“命运”的时候，实际上是试图做一次话语和词性的文化寻根，是想赋予词语另一个生命。词语的发生及其此后的旅程，如同大自然中的任何生命，历经漂泊，脱胎换骨，却失去曾有的功力和本色。而且，在“句法”的“严谨的组织”里，它竟然还要表里不一，隐忍不发。词语的隐忍，就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也是在考量与一个隐身世界对话的能力。因此，我在这两首诗里，分明感受、体验到了一种沉重的、虚无的、空旷的气息。从第九首之后,有许多诗句,都开始小心翼翼地在不同事物的空间维度里,触摸着时间的承载力量。“十五岁夹在书页里的星光/五十岁学习打开的方法/学习向旷野那样展开它”；“回到悲哀的结尾部分/回到春天的风尖上/回到小毛茛黑色的种子纷纷摇落的一刻”；“风停留在/枝条春天的影子中间/鸟鸣停在风的影子中间”；“景色迷离/你的眼不杀底/鸟从鸟鸣里飞了出去”……在这里,诗，打破了时间的幻像，依存着事物本身的力量在空间的维度进行角逐。“鸟从鸟鸣里飞了出去”，“回到春天的风尖上”，这样的句子，带有自觉的时间性，诗人在探求有限中的无限，无限中的有限，事物成了时间的背景，时间则成为意义的深度潜伏。甚至，连声音也成了时间的影子。

　　新颖的诗,没有刻意在对事物的咏叹中机智自语,作一种“源氏物语”般的抒写，而是很“入世”地展开那种朴素的“世说新语”式的铺展和体悟。其中，诗人对生活、事物和世界进行了新的综合，以至诗的威力和内在生命成为人类、人性复杂经验的重新聚合，从中提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灵魂“内核”。介入人生和俗世生活，呈示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人与超越的意象或情景。

　　“做戏的虚无党围观/发明这个词的那位老先生/很可怜他不懂无耻生活的奥秘”；“这幅油画像他生前见过/他见过别人眼中自己的拘谨和不安/他见过自己瘦弱的诚恳和勤勉”。前者将“做戏”和“虚无”提升到一个道德和伦理的层面，书写一个词语的出现，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最终，生活和现实所裸露出的真相，都会超出这个词语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范畴，词语的张力再大，都包容不下生活和存在的千姿百态以及无数的可能性，恐怕绝不仅仅是“无耻生活”如此这般。而后者，这也许是一个人与自己亡灵的对话，诗借用了自己的或许不是自己的“油画像”，反观到自己的人格状况，在现实和过去两个时空折返中，发现自身的存在形态，指向一个彻底的虚脱空旷的境地。无疑，无论在怎样的生死世俗边界，人都是难以脱胎换骨的。

　　新颖的诗歌，看上去充满鲜活的气息和朴素的质地，但都是既有诗学逻辑，又经过经验发酵之后的深思熟虑。一个成熟学者的人文情怀和精神积淀，正构成他诗的材料来源和正能量。

　　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文类,一旦规定了某种秩序，同时就会产生了限制。也许，古往今来，诗歌就是在限制与自由之间游弋，“带着镣铐舞蹈”这句话，其实道出了诗歌的神性和魔力。对于新颖来说，写作三行诗的初衷，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首诗，都已虔诚地成为他感受世界和表达事物本性的一次发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下，现实变得愈来愈无法捉摸，神性之外，复杂何以能提炼出单纯的张力，意象释放出思想的纵深和精神的强度，应该是诗人不懈的追求。

　　新颖在一年内写了整整一百首五十首三行诗，从诗的内在质地看，优雅而素朴，不禁让我想起泰戈尔的《飞鸟集》。新颖像许多诗人一样，始终在不断地提炼一些重要的、多义的主题。而三行集正如一束束可以“纵浪大化”的感悟和智慧的结晶体，丰富地构成一个自由的、智力的诗学空间。新颖的诗，将许多沁入肌理的生命感受，以及清澈、醇厚的价值判断，在视觉、意象、理念和结构的融会中，产生出最根本的诗意。可见，诗歌才是最高级别的虚构，是心智的辉耀，只有它，才可能成为瞬间“照耀内心的光”。

　　新颖有一首三行诗：

　　风吹到句子之间

　　风吹到词语

　　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

　　这首诗，是新颖所表达的一种写诗的状态，句子和词语，在诗人对自然和生命的体验中，生成一股伟大的神力，创造出一个个美妙的风景。风，究竟是什么样的风？风的激情是什么？风的形状是什么？风的精魂是什么？这首诗，还被既是作家又是诗人的林白写到自己的诗里：

　　风吹到句子之间

　　越吹越近

　　同时越吹越辽远

　　风吹词语

　　然后我去买黄瓜

　　还有洗衣粉

　　这时候星星奔赴海洋

　　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

　　林白从飘渺的、有灵感的风中，回到了现实，回到了实实在在的俗世生活，回到了具象世界。似乎是新颖这首诗的延展，但它不追求严格的形式和美学取向，而是在风的意念中游走。因为，风，已经径直地从新颖的词句，漫向无边无际的旷野，呼唤更多的自然而真切的生命动态及其美学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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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学昕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当代文学研究、评论文章余篇。出版专著《真实的分析》《唯美的叙述》《苏童文学年谱》《简洁的浩瀚》等。主编有“学院批评文库”，《“少年中国”人文阅读书系》等。曾多次获得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年度论文奖”。年，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